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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綦相从监管角度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提出建议。“支撑着一个发达的、能面向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需要有几个坚实的支柱”，綦相分析道，“一是金融机构的体系。能拥有一个经营稳健、治理良好，关键是有好的风险文化的金融机构体系非常重要，尤其是监管者，所以要更多关注审慎监管的内容，更关注风险管理”。

针对新趋势、新问题，基金业协会将进一步加强过程信用与行为管理，推动三方面过程自律建设。一是进一步完善登记备案须知，优化登记备案流程，为市场合理展业提供清晰标准。明确股东真实性和股权架构稳定性要求，严禁股权代持，重点关注股权结构层级过多、循环出资、交叉持股以及为规避出资人相关规定而进行特殊股权设计等情形。厘清管理人登记边界，强化集团类机构主体资格责任，明确已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为设立某只合伙型基金，而出资或派遣员工专门设立的普通合伙人（GP），无需再作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明确关联方要求，对关联方为投资类公司、关联方同业竞争等事项提出合理性审查。落实《私募基金管理人内部控制指引》，加强高管及从业人员合规性、专业性要求，原则上除法定代表人外，其他高管不得兼职，相关从业人员应具备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职业操守和专业胜任能力。明确中止办理和不予登记的条件，定期公示不予登记的申请机构名称及不予登记原因，同时公示为该机构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名单。下一步，协会将更新产品备案须知，强化公平对待投资者和投资者利益保护要求，对证券类产品，在安全垫设计、费用回拨机制、业绩报酬提取机制和结构化收益分配机制等方面作出必要限制；对债权类产品，要求封闭运作，基础资产应完成债权转让登记，要向投资者披露债权底层资产的债务人、项目情况、剩余债务期限、到期收益分配、交易结构、特殊风险状况等信息，严禁从事类信贷业务；对股权/创投类产品，要求封闭运作，真实投资并确权，不得在不同私募基金之间转移收益或亏损；对收（受）益权类产品，要保障基础资产有可追溯的稳定现金流，现金流账户可控且满足风险隔离要求，禁止刚性回购；基础资产只能证券化一次，不得多次证券化；不得投资创设在收（受）益权之上的收（受）益权，不得投资于创设在资管产品（包括私募投资基金）之上的收（受）益权。

事实上，早在2018年3月的年度业绩会上，禹洲集团董事局主席林龙安曾表示要开启“上海-深圳双总部”模式。实际上，在禹洲地产去年751.15亿元的销售总额中，六成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去年，其在长三角区域实现的合约销售额约为487.73亿元，约占合约销售总额的64.93%。苏州、合肥、南京、上海及杭州为长三角地区的销售“主力”城市。

9月1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在官方微博发布了《关于“证大公司”案件侦办的情况通报》。《通报》指出，8月29日，法人代表戴某康，总经理戴某新等人向警方投案自首，并称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存在设立资金池、挪用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且已无法兑付。据此，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证大公司”立案侦查，对戴某康、戴某新等41名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查封相关涉案资产。

殷勇提出，未来将按照一行两会的指导，切实强化属地监管职责，重点防范和处置互联网金融风险、交易场所金融风险，以及非法集资风险，不断提升地方金融监管工作能力和水平，充分履行好地方政府职责，保障好国家机关和金融机构的高效运行。责任编辑：孙剑嵩此外，巴曙松还认为，资本市场是培育创新企业的摇篮，创新一靠研发、二靠资本市场。中国研发支出持续增长，投入强度上升，中美贸易摩擦后预计会再加速。

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修改&lt；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gt；的决定》，其中对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有关公司股份回购制度的规定进行了专项修改，并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其实早在今年9月初证监会就表示其同有关部门提出完善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制度修法建议。